科举时代如何解决作弊问题

中国封建王朝通过设立各种科目公开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创始于隋，形成于唐，完备于宋，强化于明,至清趋向衰落。历经1300余年，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观念和社会风尚有重大影响。由于科举制度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一生的荣华富贵，所以很多人用尽了各种手段去作弊，以求在科举考试中取得良好的成绩，这些手段层出不穷，当然，科举时代的防弊措施也推陈出新。

科考制度

自从社会有了国家之后，国家如何选拔人才就是个大问题。据北京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李宝臣介绍，唐代之前流行荐举制，比如，汉代的察举、征辟，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察举又叫荐举，由侯国、州郡的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这个荐举制由于受主管官员的个人喜好、考察局限和利益驱动的影响，最后一定走向裙带关系。这种选择人才机制依靠的是道德，而且没有外界强制制裁辅助，所以道德在某方面讲并不可靠。另外，评判的个人本身眼界有限，在它能认识的人范围内去评判一个人才那必会存在局限性。所以荐举制度就形成一个裙带风。如魏晋时候讲“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做官这个途径被上层社会所把持，往往不能选送真正优秀的人才。实行这种制度，就为世家大族长期操纵政权提供保证。

隋朝统一天下后，着手整顿选官制度，荐举制度朝科举制度迈出一步。公元587年,隋文帝下令废除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设进士科，史家一般把它作为科举的开端。到唐代，科举已形成制度。使布衣精英与皇帝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这种桥梁不再需要官员，而是通过试卷。这个制度确立之后，对于中国古代从唐之后的稳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科举实现了跨越中间需要人来介绍的环节，它实现了中国人所追求的公开、公正、公平。

科举资格考试

童生：科举制度是从学校开始，明末有位史学家、思想家黄宗羲说过：科举必由学校。即只有各类学校的生徒才有资格参加乡试。所以，要了解清代的科举制度，首先就要了解它的学校制度。这指的“学校”不是现在国民意义上的学校，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西方现在所讲的学校，即到了一定年龄就得去上学，教之以知识，教之以公民意识。古代的学校是“政治人才储备所”，学而优则仕。国子监又称之为国学，他就是国家学校，到省有府学、州学和县学。古代读书是政治概念。读书人最低的，学名叫童生，又叫文童，明清的科举制度，凡是习举业的读书人，不管年龄大小，未考取生员(秀才)资格之前，都称为童生或儒童。

生员：参加科考的入考资格考试就叫应童子试。也叫“童试”。明代由提学官主持、清代由各省学政主持的地方科举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合格后取得生员（秀才）资格，方能进入府、州、县学学习，所以又叫入学考试。生员的名目分廪膳生、增广生、附生。初入学为附学生员，廪、增有定额，据岁考、科试成绩递补。廪生给廪米，故名。增广生亦名增生，因于廪生外增额，故名。通过初级考试考上的就叫生员，没考上的叫文童。古时候有副对子，是说有位考生考了好多年都没考上生员，虽然70岁，但得称“文童”所以主考出了一副联，“行年七跌尚称童，可谓寿考；到老五经犹未熟，不愧书生。”。

科举考试：科举考试包括乡试、会试、殿试。首先是乡试，因在8月开考，又称秋闱，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是明、清时在各省省城和京城举行的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考后发布正、副榜，正榜所取的叫举人，第一名叫解元。

会试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的中央考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乡试次年，即丑、辰、未、戌年春季。应考者为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录取者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

殿试是科举制度最高级别的考试，又称御试，廷试，亲试。殿试试题由内阁预拟，然后呈请皇帝选定。有时由读卷官预拟后径送皇帝圈定或由皇帝直接拟题。殿试题一开始是策问，后来改为诗赋，到明清时，主要仍是策问。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甲鼎”；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称号。

科考作弊与防弊。

由于科举考试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一生的富贵荣华，因此不少人均企图以作弊以在科举中取得好成绩。最常见的作弊有三种，一是贿买，即贿赂主考官以获取好成绩；二是夹带考试经文，带书或抄录入内作弊；三是请人代考。

李宝臣说道，在乡试中，经常用的作弊手段是夹带和枪替。古时人作弊有使用夹带衣等小抄，虽然上面写的都是四书五经，但作用并不大。明清科举考试必考“四书五经”，内容极其庞杂，计有三十余万字。科举的关键是“代圣人立言”，也就是揣摩的功夫。就像如今的秘书为大人物写讲话稿，想想他对于这个题目会说怎样的话，还不许提到圣人们死后发生的事情。

“枪替”就是如今所讲的枪手，“枪”是指有人代作，“替”是指有人代考。古时候科举考试为防止考生枪替，会要求记录考生面貌等措施。明清对于“枪替”现象处罚严格，枪手和雇主都要枷号三月，之后发往烟瘴之地充军，保人仗一百革去功名秀才等。

乡试会试作弊最高境界叫暗通关节。暗通关节是指就是指考官与考生通过卷面上特定的字眼来进行作弊的暗号。

考生为应付科举考试，作弊风由此渐起，防弊制度也应运而生。糊名和誊录为保证科举判分公正起到极大作用。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誊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现在研究生博士考试就是沿用糊名。为了防止认笔记，糊名以后，试卷重新编号然后交由誊录所誊录。古时人叫“朱卷”就是誊录人员用朱笔誊录的考生试卷。最后，誊录所将朱笔誊录完毕后的试卷,与原卷一同交对读所，就是如今所说的校对。校对完才可以送去分房，也就是一个统考官一间屋，清代科举考试，南闱和北闱的同考官都分为十八房，分住东西经房，负有分房阅卷之责。方法是：将卷子分成若干包分别标上号码，考官也分号码，然后，主考抽房签、副主考抽卷签。主考有录取权，同考官只有荐举权。

古代科举作弊案例

现在，有人为了对付考试，想出各种各样的作弊手段。在古代封建社会科举考试中，走“捷径”而被发现的人要比现在付出的“代价”重之又重。

鲁迅祖父因科举舞弊案入狱。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同治十年(1871年)辛末科三甲第15名进士。光绪十九年(1893年)三月，身为内阁中书的周福清，因母亲去世，丁忧回乡。这年八月浙江乡试，主考官通政使司参议殷如璋，恰是与周福清一同登科的进士。当周福清得知浙省主考是殷如璋后，便想“为子求通关节”，同时为几位亲友子弟请托，以图在亲友那里得到“酬谢之资”。七月二十七日，主考殷如璋乘船自京抵达苏州。早已在此等候的周福清，为避人耳目，派家仆陶阿顺登船送上密信一封，信内请殷如璋关照其子周用吉等6位考生，暗订关节均用“宸忠”“茂育”四字，另在一张纸上写着“洋银一万元”，是许诺事成酬谢的价钱。由于家仆陶阿顺的莽撞，周福清递送关节之事在考官船上当众败露。殷如璋立刻翻脸不认人，把陶阿顺连人带信送到苏州府审讯，信内提到的几位举子“一并扣考”，不得参加考试。至于周福清，先是逃到上海躲避，后来听说朝廷已下令将他革职，正四处查拿，便回到浙江会稽投案自首，被押赴杭州审讯，最终坐了八年的大牢，周家也从此衰败下去。

弄巧成拙张冠李戴而落选。

据晚清文人钟毓龙回忆，湖南士子李幼梅曾向他讲了这样一桩十分懊丧的事：某年，李幼梅考试举人，开考前他特请一位“至好”代订关节，当时社会以吸食水烟为时尚，所订关节便为“水烟袋”三字，那位好友“令其于诗中必用之。”不料，这事让李幼梅的岳母知道了，岳母共有三婿，她想让三位女婿一同中第，也好光耀门庭，便把李幼梅的关节偷偷告诉了另外两位也在准备应试的女婿。李幼梅入场后，即把“水烟袋”三字写入诗文的开头：“烟水苍茫里，人才夹袋中。”闱中主考受托录取有“水烟袋”字样的卷子，可是接连发现三本卷子都有这一关节，主考犹豫了一下，决定取其中的两个，没想到被遗落下的恰是李幼梅。

咸丰八年顺天乡试科场案。

咸丰八年（1858）为顺天府乡试之年。此次顺天府乡试的主考官是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柏葰，同考官是翰林院编修蒲安，副考官是户部尚书朱凤标、左都御史程庭桂等。此案之所以有名，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主角柏葰是中国封建时期由于科场舞弊被斩杀的官阶最高的一个人。

张榜之日，名单中有个叫平龄的满洲人中了举人的第七名。有人提出，平龄是个戏子怎么可以中举。按照传统科举制度，一旦科举得中，中举之人都要被褒封三代，即追溯举人之上三代，给他们颁发一定的荣誉。这个制度又衍生出一个配套的制度，也就是在三代之内，不可以有所谓的贱籍，否则有辱国家的名器。处于其中的四类人在清代是不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这四类人分别是倡、优、隶、皂，三代之外才有考试的资格。

上报咸丰皇帝后查出平龄朱卷、墨卷不符。墨卷错字很多，到朱卷改正了过来。显然，在誊录环节中存在问题。但案件并没结束，又查出主考听从嘱托，撤换试卷。副主考程庭桂于入闱后，其子程炳采收受关节条子，交家人带入场内。尽管主考本人没有受贿，程庭桂收受条子其子也未被录取，但当时掌握朝政大权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为了排除异己，不惜深文周纳，构成大狱，先后被斩决五人，流徙、革职、降级调用、罚俸等数十人。其中大学士柏葰作为当场主考，不仅是清代科场案中唯一被斩处的一品大员，在科举史上死于科场案的官员中，他的职位也最高。中国历史上最大科场案——顺天乡试科场舞弊案共处罚91人,其中处斩5人。被斩者中的主考官柏葰还是位及一品的军机大臣兼内阁大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