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古玩市场

古玩非一般消费品，它的价格随本身的稀有程度、买主的喜好以及古玩市场的供求关系而变。只要有收藏者喜欢，愿意出高价购买，它就从收破烂的手里转至卖旧货的地摊上，又移到古玩号的柜台里，再经手一个或几个更大的古玩商，最后到达国内或者国外的收藏家或博物馆。经过若干年，这件古玩或许因故又流入市场，重见天日，身价则今非昔比，一路攀升更高峰。因此，古玩店有“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说法。

天津

民国初年，天津的古玩铺都集中于估衣街、锅店街、北门里及东马路一带，约有七、八十户，这与许多富商大户聚居那里有关。中等古玩铺多开设于东马路一带，小古玩店多在南马路、北门西等地。1917年，曾任天津海关道的蔡绍基出资在天津日租界宫岛街与明石街交口处创办游艺场“大罗天”，居住在租界内的晚清遗老、北洋政府的官僚政客，多来此游玩消闲。秋、冬两季，大罗天游人稀少，珍昌泰古玩店经理提议春节后在此办古玩展览会。不久，军阀政客、民国新贵及文人墨客接踵而至，大罗天作为古玩市场逐渐固定下来。另外，1924年至1928年座落在法租界的劝业场、天祥市场和泰康商场先后开业，均开设有古玩店。“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因在日租界演习，故常戒严阻绝交通，于是大罗天的古玩店陆续搬进上述法租界三大商场。天津的租界里聚集着大批靠变卖古玩珍宝度日的前清遗老，还有附庸风雅的北洋政府官僚政客、喜欢中国古物的外国使节等等，因此古玩业较为兴旺。天津古玩市场上曾出现两次热潮，皆与溥仪有关。1925年至1932年溥仪在天津期间，因开支浩大先后多次变卖宫中带出的珍品古玩。1945年溥仪离开伪宫后，大批故宫字画散落在吉林通化、临江、大栗子沟、长春及辽宁沈阳一带，当时称之“东北货”，其交易中心在京津一带。两次热潮尤其是“东北货”散出时，上海古玩商及收藏家也闻风而至，直接或间接从天津购进字画。

南京

南京素有“六朝古都”甚至“十朝都会”之称，自古为长江下游的文化和重要经济中心。1911年辛亥革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后因北洋政府建立，迁都北京。1927年北伐胜利，民国政府成立，复定都南京，成立“南京特别市”并对其做一系列规划。南京的古玩业也在此阶段中有了较大发展，以城南夫子庙为中心集结地，规模较大的古玩商号有奇玩阁、迪华斋、沈润生、松宝斋、集粹斋、乐古斋、罗祥记以及西园书画社等。1937至1945年抗战时期，古玩市场开始从夫子庙零散扩张至新兴发展起来的新街口一带，这是基于城市中心带的偏移而转移的。国民政府时期南京古玩业的繁荣期，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南京作为国都地位所致，除了一般藏家，南京市场上还充斥大批民国政府官员、富豪商贾、金融财阀等等，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就是夫子庙古玩铺的常客。此外，还有一部分不可忽视的消费主体日本人，据《南京市交通运输业、服务性公业及中间性公业历史情况调查》记录，“敌伪时，由于日本鬼子很爱我国古玩，古玩玉器店增至四十余家，”并延续至解放前夕。南京古玩业的繁荣发展与日伪特定时期是分不开的，由于日本人对中国古玩的热爱，除去直接掠夺，客观上也带动了许多投其所好的购买行为。南京古玩业主要集中在繁华闹市贡院街一带，大、小店铺数十家。据1934年调查南京古玩店铺19家，其中前清开办2家，其余17家皆为民国后开业；有12家处夫子庙商业区，占63%；从业人员70人，而这其中回回有34人，近半数之多。回民对于珠宝古玩的鉴定本领在同行业乃至整个社会都是得到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