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的历史

历史：1、宋元明时期:自宋代金石学兴起以后，古代青铜器成为研究资料与艺术欣赏品，公私竞相收藏，遂使青铜器具有了较高的经济价值。因此，从宋代起商人就开始作伪。宋代的伪品已见于宋代的青铜器著录书中。2、清初至嘉庆时期:由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统治者的提倡，金石学有了新的发展，作伪也兴盛起来。此时主要是仿照宋代青铜器图录作伪。特点是整器皆伪，即铭伪者器亦伪，作伪技术水平低，易于辨识。3、道光时期至清末:一方面由于金石学者重视铭文，另一方面作伪器费力而易辨，因此，这时期商人大多转而在真器上摹刻伪铭以牟利。另外，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大肆掠夺中国文物，刺激作伪有了很大发展，伪器大量出口。外国博物馆收藏的中国青铜器中就有不少伪品。第四阶段，中华民国初期。由于政治腐败，军阀混战，不仅各地盗墓之风大盛，而且作伪之风更炽。上海、苏州、北京、西安、潍县等地是作伪的中心，有许多作伪的高手。这时由于西方科学技术传入，商人运用新技术作伪，使作伪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例如用真铭的拓本照相制版、然后用化学药品腐蚀的方法制作伪铭，比过去铸或刻的伪铭要逼真得多。用化学腐蚀法伪造的，与真铭颇为近似，非仔细辨识不能识其伪。同时由于外国人喜欢新奇的器形与花纹，也使伪作新奇器形与花纹兴盛起来。此时著录青铜器的书中每每混有大量的伪器。

即将需要辨伪的器物，首先分别从铜质及铸造工艺、器形、纹饰、铭文诸方面与真器逐一进行对比，并参考伪器的各种情况作为反面标准进行考察，从而对该器各个方面的真伪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再综合该器的各个方面进行整体的分析。

真器的器形、纹饰与铭文等各方面是一致的，而伪器的各方面之间往往有矛盾。由于夏商周时期与后代的铸造工艺不同，留在器物上的铸造痕迹也不同，通过铸痕的观察可以判断真伪。

夏商周主要采用范铸法，器体上留有范线，有时夹有垫片，细部花纹棱角细腻圆滑。而现代或用翻砂法，则粒粗胎厚；或用失蜡法，则没有范线。从铜质上来分析，夏商周时期为青铜质，而后代的伪器有不少为黄铜质。又由于夏商周之青铜器入土已三四千年，经过长期腐蚀，已发生化学变化，铜质已糟朽，因此，真器比同样大小的新制的伪器重量要轻，有经验者用手一掂，即可知其真伪。真器的表面锈色是经长期腐蚀而自然形成的，致密而有金属光泽，与器体是连为一体的。尤其是铜锈已渗入器物内部，渗入花纹或铭文字口之内。而伪器的表面锈色一般是用快速腐蚀法作成，其特点是很薄且浮在表面。而厚的伪锈一般是用漆调颜色作成，灰暗，呆滞，既没有金属光泽，又没有层次，浮于器表，疏松，易脱落，而露出新铜地子。从器形上来说，中国古代各类青铜器的形制是有一定之规的。如被鉴定者器形不符合古代的规律，则有可能是伪作。真器的花纹及铭文自然而生动，风格古朴、生动。而伪器则呆板、软散，无生气。伪铭錾刻有刀凿之痕，往往又破坏了原来的表面，腐蚀者模糊而臃肿。伪铭大多书法拙劣，文义不通，与真铭拓本逐字逐笔对照，自可辨伪。伪器的器形、纹饰与铭文三者之间往往有矛盾，露出破绽。再者，铭文的性质与器物的类别不合者，或铭文所在的部位及行款不合于格式者，均有可能是伪作。需要指出的是，辨伪时详细了解该器的出土情况与流传经历是很有必要的，往往能为辨伪提供重要的线索。

铸造辨伪：从铸造技术进行辨伪的前提是十分了解青铜器各时代的冶铸工艺。商周时期，极大部分青铜器是用陶范法铸成。也就是说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都有数块陶范拼合浇铸后留下的范痕，即范线。随着时代进步，合范的方法有所变化，范痕会随着变化，但要想在合范地方不露痕迹，这即使是最熟练的工匠也难免做到。有的铸器表层纹饰不多，合铸面较大，合范痕迹容易忽饰，但在隐蔽处，如鼎的耳内和腹下部，还会遗留痕迹的。后代伪者不知道占人铸造的原理和方法，只讲究器物的外形，仍用蜡模（失蜡）的方法铸造。表面较精细，无需多作加工，但是用这种方法，却往往与原器物的时代特征相去甚远。新铸之器一般的重于原器。这是通常伪器或仿制品埋藏在地下的时间很短，非真器久埋深藏经2000多年矿化锈蚀而成，使表面略有膨胀，比重下降，而伪器没有这一过程，自然较重。用蜡模翻制的伪器也会略重于原器，仿伪者会连同锈迹、砂眼一同浇铸表现出来，加上前面一点伪器特征更加明显。占代块范铸造的青铜器，表面光洁度好，纹饰甚至纤毫可辨，表面很少有气孔，也没有铜液灌注不到而产：生缩孔的情况。而失蜡和翻砂铸造的伪器，经常在表面出现一些砂眼，有的甚至产生缩孔等铸造缺陷。如不了解这一点，很可能错误地以为砂眼和缩孔是旧铸的特点。

另外，陶范所铸铜器为控制器壁的厚度，往往会在内外范之间垫一垫片，因材质跟铜液有异，锈迹也就不同，而失腊法铸器却无需垫片，锈迹自然一致。

器形辨伪：通过器物的型制进行辨伪，是对青铜器在各时代的型制特征熟悉程度的考验。每一种青铜器，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形制、大小、高矮都会产生变化而形成规律。如青铜器中的大类鼎，自商代二里冈期到汉代，流行的时间最长，但每个时代鼎的形状都有不同的特点。全面掌时代各类器的形制特点，是青铜器鉴别知识的基础。通常伪器可以分为直接铸造和拼凑改造两类。直接铸造的又可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依照真器或者依照相关资料铸造伪器，其器形、铭文、纹饰等都有来历和参照，有的是器型或铭文只有部分做r参照，部分有意改样。如参照铸造了器型，但却铸刻了杜撰的铭文，或将参照的锦义铸刻住毫不相十的铜器上。此类伪器尽管模仿得并不精准，但也有一一定水平。第二种则是毫无根据的拼凑，意在作奇，达到以稀为贵的目的。此类伪器对青铜器形制特征不甚熟悉的人很有挑战性，如果不仔细观察，就有上当的可能。

铭文辨伪：通过铭文辨伪，是检测对占代历史知识广袤、书法研究深浅和铸工艺水准高低与否的标尺。青铜器的铭文是对历史的记录，是金石书法发展演变的例证，是铸工工艺高超的体现，宋、清两代是青铜器铭文作伪的主要时期。宋代以来，金石义字成为金石家的研究重点，作为有记载历史文献铭文的青铜器，往往受到广泛的重视，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故而收藏家们对青铜器的搜集，则侧重在铭文方面。

首先，铭文从单字族徽发展而来，形状奇特古老，难以辨识；发展到后来的成为简洁精炼的长篇铭文，更足提供断代依据的历史资料。如“利簋”铭文。第二，铭文从笔画简单的刻划到规范的书写锲刻，无论笔画、结构还是字形都有明显的时代变化。商周时代青铜器铭文的铸造，是另做一块铭文范，嵌入主体内范中。有的铭文嵌得很平整，周围没有明显的痕迹。也有嵌得较低粗糙，突出器的表面，如秦公簋的铭文即是。商周时代在铸造长篇铭文时，有的还要划好线条或打好格子，所以铭文都横平竖直，比较规整，刻铭文技工的技术高超，书写也很流利。第三，随着时代的崇尚和锲刻新工具的出现，铸工锲刻水平在青铜器的铭文上得到了体现。由于范土的铭文是阳线条，因此铭文范上阳文在刻完后，乘湿嵌入丰体范中，字口厚度要避免与外范接触而需修正，可能要微作接捺，与主体范修正，这样阳文宁的上口就火，而铸成的铭文往往有字口小底部人的感觉。这必须精细的观察才能发现。同时在字口内具有磨砂玻璃那样均匀的无光感，字体笔画的转折处，呈非常自然的圆势。青铜器铭文的作伪多有如下几种：添铭法。即在无铭文的真器卜錾刻伪铭，后錾的铭文大多字体呆板、松散、不自然，字口面宽底窄，同时有錾痕，伪工用铜丝刷刷去錾痕，却又留下刷痕，也影响了字的笔锋。铭文字体、内容虽能仿刻，但其韵味却是难神似。另外，真器伪铭者皆伤皮色，器表有锈而字口无锈，即使字口处作上假地子、假锈，也异于器表。增铭法。就是原有简单铭文的真器上增刻伪铭；或真器上本应对铭，因器缺失使铭文也缺，在进行修配时将铭文也一起补刻。

纹饰辨伪：纹饰是器型华丽的外衣，合体、适时的外衣是纹饰辨伪的重要依据。不同年龄的人着装自然不同，青铜器亦是如此。拿到器物，首先看看器型和纹饰的时代风格是否一致，纹饰的作伪大致有如下几种：加花法。即在真器原有的简单纹饰上或光素无纹的部位刻上相宜的花纹。一般来说加刻的花纹与原器花纹是一致，但应注意走刀和崩茬的痕迹。掏花法。即在原本无花纹或有破损穿孔的器物镂刻、改刻花纹，使原器变成一件镂空之器。这种伪掏花的作法，如此做法刀痕非常明显，且不符合原器的特征。

材质辨伪：辨别不同时期青铜的材质是对青铜器身份的考证。战国以前的铜器，皆为铜锡铅合金的青铜器。锡的成份越大，铜质的灰色色泽越浅淡。商至战国的铜器铜质纯净，极少有沙粒。宋仿铜器，合金成分为铜、锡、铅和少量的锌，铜色为黄中泛红。明清伪器含锡成分很少，而铅锌成分增多，铜色皆发黄，但明代伪器色为黄中泛白，清代伪器色却是黄中透黄。因此，鉴定铜质的真伪，还要看、足、日沿、底部露铜的质色。

声味辨伪:声音和气味是青铜器辨伪的必要辅助手段。青铜器由于在土中埋了几千年，有一股土气味，新出土的铜器土气味更浓烈。而经过地下腐蚀较深的青铜器，铜质已属矿化，所以发音以浑浊者居多。当然埋藏在极其干燥而又纯粹的土层中的青铜器，敲击音也有甚佳的。而宋以后的伪器多为黄铜，未曾氧化或氧化时间较短，以手敲击，声音细长、清脆，也无土香，却有汗腥味，这是由于作伪者多用化学药品，如酸盐硇砂等作假地子或假锈，虽经多年埋藏，仍有一股酸气味。有的用石膏制作或修补的伪器，质地轻，颜色白，用手敲击，其声嘶哑。这些只是一般规律，因铜器的合金成分、埋藏时间长短、地区、土质等不同，轻重声音有所区别。